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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雄杰------末代水师提督李准

(2019-12-02 12:29:18)
分类: 散文
南海雄杰 ------末代水师提督李准
阅读数:4
李准是中国近代史上为维护南海主权和结束清朝帝王统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


李准(1871-1936)是清朝末年的广东水师提督。作为前清的旧官僚,按理说,他的名字早该被历史淹没了。但是,由于他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方面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近几十年来他不断被人提起,特别是在南海问题引起国际争端的今天,他当初在南部海疆一系列的维权行为,更是被政府和学术界重视和推崇。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是曾经代表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第一人。

 

李准像


我和李准有一点亲属关系。我是李准家族的晚辈。他是我祖父的亲哥哥,是我的伯祖父。这层亲戚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


说近不近,是说作为晚辈,李准与我不是直系亲属;说远不远,那是因为,我祖父和父亲两人实际是都被李准抚养成人的,他们和李准有特殊的感情。


这话要从我曾祖父李征庸说起。李征庸一共有四个子女,两儿两女。这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李准,一个是幼子李涛。李涛就是我祖父,他生于1894年,比李准小23岁。1901年,我曾祖父去世时,李准30岁,已经是朝廷命官(广东省厘金局总办),而此时我祖父年龄尚小。正是所谓“长兄大如父”,从这时起,李准承担起了抚养全家的责任。那时李准的大妹妹已经嫁人,8岁的小妹和7岁的小弟就跟随李准生活。李准的几个女儿和长子李相枚(5岁)与他这两个弟妹年龄相仿,都到了该读书的时候,李准便为他们开私塾,请家教。(碰巧请来的是后来成了革命党人的汪精卫。汪那时刚刚考中广州府第一名秀才,他给孩子们讲些四书五经。李准给他的报酬颇丰,两年以后汪精卫赴日本留学所用的盘缠就是李准支付的工资。)大约过了10年,小弟小妹都成家了,小妹嫁出去,小弟(我祖父)仍然没有离开大家庭,他随李准先后在广州、香港、青岛、天津等地居住,始终与李准一起生活,以至于我父亲小时在家读私塾,后来到学校读初中、高中,一直到1934年在天津进入南开大学,他的全部学费都是伯父李准出的。直到1936年李准去世,我祖父和我父亲和他始终住在一起,那时我父亲已经22岁了。


正是因为这样,李准对我父亲,比起一般的亲属更亲,对他的影响也更深。而我,从小也就知道李准其人。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听父母谈起他。但是那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对李准的标准认知,说他不仅是一个前清的反动官僚,而且还是有罪过的人,是双手沾满革命志士献血、“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父亲那时用他来教育我,大多是告诉我,“咱们家庭出身不好,家里出了这样的反动阶级的人物,你要自觉地划清界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据我所知,在“文革”中他被扣上很多顶政治帽子进行政治审查时,所检查交代的内容中,有一项就是要说清楚他和李准的关系。


但是,也就是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当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和南越海军开战以后,我父亲忽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文章,其中谈到1909年李准率领“伏波”和“琛航”两艘军舰在西沙群岛宣示中国主权的情况。这篇文章显然是把当年李准在西沙巡海、立碑、升旗、鸣炮作为中国对于西沙群岛拥有主权的证据。李准在报纸上,完全是个正面人物。这件事,在当时令我父亲大为振奋,他拿着报纸给我们家里人传阅,好像出了心头一口闷气。而我到此时才知道,李准原来对我们国家是做出过历史贡献的。


因为这一层亲属关系,我对于李准比较关注。平时读书,也注意收集一些相关史料。但我是中文系出身,并不擅长史学研究,也从没有当做一个专题来研究李准。只是最近才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史料性的书刊。我发现有关李准的研究已有很多,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搜索到大量论文,而公开出版的李准传记和研究性著作,也已经有三四本。有些著作资料相当扎实,信息量大,研究也有一定深度,但同时我也很遗憾地发现,有的研究者对于李准的生平,有添枝加叶甚至虚构故事的现象。也有作者未作史料的鉴别、核对,以讹传讹,文章虽多称颂李准,却也令人不可尽信。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历史人物的原貌,我力求从第一手材料入手,对李准做一些介绍和评论。我未必能讲出多少新鲜史实,也不一定能提出什么新鲜见解,甚至我讲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包括李准本人在内,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可能有失实之处),但是我可以做到的是,每一句话都言之有据,绝不虚构和夸张。

 

李准同家人合影,大约摄于1927年


一,李准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


1871年,李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他的祖上是江苏省江宁(今南京)人,明代末年,他的祖先李诣元作为贡生被选拔做官,被任命为四川邻水县教谕(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从而在四川安家落户。从这时开始,李家在这里耕读传家,以务农为主。直到李准父亲这一代(第九代),不再有人做官。但是李准的父亲,后来中了进士并做了官,再加上李准官至水师提督,可谓光宗耀祖,以至于家里的几代长辈去世后都受到朝廷诰赠“光禄大夫”或者“一品太夫人”一类的封号。


四川邻水县在今天属于广安地区,靠近华蓥山,离重庆100多公里。这个地区近代史上出过几位名人,最著名的是邓小平,另一位人们熟知的是《红岩》里面写的“双枪老太婆”,还有一位就是李准。近些年来,当地开发旅游业,把李准作为历史名人来宣传,还在他的家乡开辟了一些相关的风景点。

 

李准在家乡为祖父修建的墓地


  

李准家乡四川邻水县柑子镇上的路标

李准家乡文化礼堂中的李准展厅


李准的父亲李征庸1847年生,李准出生那年他24岁,正在北京国子监里读书。当年参加了会试,不中,留在北京继续苦读。1874年再考,还是不中,就去北京景山官学教书。到1877年(光绪三年),又是会试之年,李征庸本拟放弃应试,赴云南谋官职,但是几位早已先期考中进士的知交好友给他出主意,劝说他再试一次,嘱咐他“勿为高古之文”,只需”略仿今日墨卷为之”(意即不要去解读古代经典,做一点时文而已)。试之,果然中了208名贡士,后来参加殿试更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这个名次是很高的,因为一甲的进士只有3名(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13名,相当于总名次的第16名。李征庸的殿试成绩排名,是连李准都不知道的,他在回忆录里只谈到父亲在会试中得到的贡士名次,而没有提到殿试成绩。这是前些年我到北京国子监查阅立在那里的《明清进士题名碑》,直接找到了李征庸的名字,才得到确认的。

 

李准出生的老宅(地基是旧有的)


获得进士出身以后,李征庸被皇帝钦点刑部主事,主管贵州司。其实他有心回乡照顾父母,并且在家乡做一点实事,但此时父亲给他写信,说自己虽然年老,身体却还健朗,不需照顾,要他留在北京好好干,不必急着回来。


可意外的是,第二年二月间,他父亲“偶染微恙,竟至不起”。就是说,偶然得了一个类似感冒的小病,就去世了。


李征庸慌忙回家奔丧,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李准。这时李准7岁(虚岁8岁)。李准回忆这次父子相见,引用了唐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古代官场上有“丁忧”制度,就是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官吏的父母去世,官吏必须辞官在家守丧,为期3年。李征庸原本就不喜欢做官,而热衷于办实业,这时正好利用“丁忧”的假期,实现他改造自己家乡的计划。他说,他希望“为吾乡开风气,为人民谋福利”,同时教子读书。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可以查到李征庸


为了教孩子们读书,他在自己房子旁边加盖五间房作为学堂,让同宗同族的几十个孩子和他儿子李准一起到学堂读书,分两个班,年龄稍长的,他自己亲自授课;像李准一般年龄较小的,他另行聘请教师训导。


在经营方面,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农书,研究耕作、养殖的方法。他在家乡开办了养殖业,有养鱼池,也有畜牧场,特别是他考察了华蓥山一代的山间矿产,开了煤矿和铁矿。资金不足就集资,得到乡里亲友的帮助,这些实业都大获成功。

 

李征庸在家乡盖的学堂


到了1880年,就是他回乡守丧的第三年,他从古书上了解到中国古代用竹子造纸的技术。他觉得自己的家乡盛产竹子,绵延几十里,到处是竹山。这些竹子,历来闲置无用。他觉得应当利用起来,为乡人造福。于是他在学堂旁边开了一间造纸厂,造纸用的煤炭、石灰和碱水都是他自己的实业里出产的,形成了原料完全自给自足,所以获利甚多。


李征庸是邻水县在中国近代第一个富起来的人,也是带动自己的乡亲致富的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8年。李征庸在家乡办实业红红火火,他有些“乐不思京”了。本来“丁忧”3年后,他应该回京候命,等待分派新职,但是他根本就没打算继续做官。可是他的致富也遭到当地地方官的嫉妒。有人说他“舍官不做与民争利”,这话传到他耳朵里,让他非常气愤。一气之下,他决定暂时结束自己的实业生涯,把自己经营多年的煤矿、铁矿等全部赠送给家里没有官员的亲戚,自己只留下离家最近的造纸厂和养鱼池等,交给家人经营。然后他就到北京去谋官职了。


临行前,他教育李准说,你要“立志上进,以远大为期”,说“吾家历代忠厚孝友,不替他人以精刻自诩”。意思是说,要李准将来为国家做大事,而不是为某个人效力,或为自己谋私利。这个观念对李准影响很深。父亲后来还对李准说过:“要差可当,优差不可当。宁为红人,勿为私人”,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李准为国效命的观念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1887年,李征庸到京后,被派任广东河源县知县。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家都带到了广东。他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先后担任过广东的河源、香山、海阳、揭阳、南海等县的知县,出钱为自己捐过道员,他最后的职务是在戊戌年后被任命为四川商务矿物大臣。他和晚清的很多达官贵人打过交道,作为一个思想开明,主张实业救国的官员,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周馥等朝廷重臣观念接近,私交甚好。说来也巧,当孙中山还没有发动革命,还在家乡制定改造乡村的计划时,他担任孙中山家乡香山县的知县,算是孙中山当年的父母官。他被孙中山认为是一位有革新精神和改革思想的官员,所以孙中山曾经给他写信,希望和他谈一谈自己为家乡修路的计划,以谋求官府的支持。但当时孙中山正要去香港大学读书,于是和李征庸约定,在暑假期间面谈。谁知李征庸因为遭到地方官员的排挤,还没等到暑假到来,就被调到海阳县去了。孙中山自己的回忆里,曾经对这件事表示遗憾。


因为思想开明,所以他在晚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本能地倾向于维新派。戊戌变法后被慈禧太后处死的戊戌六君子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熟悉。一个是谭嗣同,另外两人都是他的四川同乡,即杨锐和刘光第。1898年,杨锐和刘光第在四川会馆里面创办蜀学会,同时还想建立一个蜀学堂,需要资金。当时李征庸正好到京候命,和杨锐一起住在北京的丞相胡同,闻知此事,当即资助白银二万两,作为筹办经费。这件事得到光绪皇帝嘉奖,赏给他“头品顶戴”。要知道,蜀学堂是倡导新学的,不仅宣传维新思想,而且还教英文。这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早的新式学堂(和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年)。可惜因为杨锐和刘光第遇难,这个学堂夭折了。

 

戊戌六君子殉难现场


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问斩。据说,李征庸曾经去探监,给他的老朋友刘光第送去一种有剧毒的麻醉药,名叫“鹤顶红”,说是这种药吃下去以后,被砍头的时候不至于太疼。但是刘光第拒绝服用。这件事属于民间传说,没有官方史料证实。但是历史对于李征庸当时的行为确有记载。他得知六君子即将遇害的消息时,人正在天津,他立刻赶回北京。一进京城,就听说六君子已经在押往菜市口的路上,他就慌忙赶到菜市口,准备给烈士收尸。去以前,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劝告他不要去,担心这事被朝廷知道,他会遭到杀身之祸。事实上,当时除了他以外,的确没有第二个官员敢于出现在菜市口行刑现场。但是李征庸对于生死置之不顾。他亲眼目睹了六君子被杀的情景。他看到谭嗣同被斩后瞪着双眼,死不瞑目,就走到跟前,俯下身说了句:“复生,头上有天耳”。(谭嗣同,字复生。这句话是告诉谭,“人在做,天再看。”)此时谭嗣同双眼才闭上。随后他收敛了四川同乡杨锐和刘光第的遗体,将两人的遗体运到城外一所寺庙中停放。当天,只有他料理了杨锐和刘光第两人的后事,而谭嗣同等四人的遗体,被暴尸两天以后,才有人敢于前来收尸。所以李征庸这件事显示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深为感佩和惊叹。几个月以后,李征庸被任命为四川商务矿物大臣,他借回乡赴任的机会,将两人的遗体运回四川,并且和另一位维新派人物乔树楠共同出资,厚葬了这两位戊戌烈士。


这样说,似乎是把李征庸说成英雄。但事实上,应该承认,作为前清官员,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支持和同情维新派,另一方面他也忠诚于朝廷。1895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陆皓东,就是被当时的南海知县李征庸派人抓获的。据说李征庸曾经亲自刑讯逼供,陆皓东英勇不屈。后来广东总督谭钟麟下令,杀害了陆皓东。陆是孙中山的同乡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一位能书善画的才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就是他设计的。他被杀害后,孙中山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显然,在这个事件中,李征庸参与了镇压革命。但这对他是职责所系,不得不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到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所带来的性格的两面性。


戊戌变法那一年,李准27岁,已经开始走上仕途,在广东、四川、湖北等各省办赈捐(收集用于救灾的捐款)。当年他陪着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和杨锐等维新人物多有接触,也受其影响。


因为李征庸在广东做官,李准原来也是跟随其父在广东读书。但是1889年以后,他几次到北京读书,准备参加顺天府(北京地区)乡试,考举人。在此之前,1887年他16岁时参加过一次家乡的府试,得到第13名。作为生员,他有资格考举人了。但是他没有参加过院试(就是考秀才的最后一场考试),所以没有秀才的名分。他运气很不好,1889年、1891年和1894年三次乡试都没有中举。到1895年,他已经24岁了。父亲李征庸觉得他不需要再考了,于是给他捐了一个官。明清时期,做官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通过科举,考官;另一条是通过出钱,捐官。李征庸家中有实业,不差钱,所以为李准捐了一个同知。同知相当于知府(地区一级官员)的副职,属于正五品。当然,这只是一个官名而已,并没有实职,将来能不能做成官,一是要看机会,二是要看能力。


李准恰恰在这时显示出自己特有的能力。他受张之洞委派去办赈捐,要有钱人捐钱,但是他发现,那些可能捐钱的人,并不清楚自己能得到什么回报,因而积极性不高。所以他就仔细研究以往的各种捐例,找出一些规律,列出一个表格,把捐多少钱,可以得什么官位,或者得到什么封赏都找出对应关系,还有捐例中的各种花样,各种规矩,都一一列明,所有这些,他最后写成小册子,印制几千册,散发给那些可能有意捐款的人。


李征庸看到李准印制的这本书,非常感叹,他说中国捐例繁杂,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你竟然可以条分缕析,让大家都能一目了然。你这一辈子,应该是吃穿不愁了。


他说的没错。后来李准在赈捐的业务上成绩突出,屡受嘉奖和提拔。当然,这和他父亲李征庸的人缘也有关系,因为李征庸在广东潮汕一带威望较高,所以一听说是李征庸的儿子来办赈捐,大家都响应支持。李准收到的捐款,第一个月就超过10万两白银。以后几个月,征收到几十万两,电汇给张之洞,用来修路开矿。张之洞非常高兴,向朝廷保奏李准为后补知府。这是一个从四品的官职,比起同知的正五品高一级。

 

张之洞像


1897年,黄河和淮河发水灾,李鸿章主持治河救灾,急需用钱。各地慌忙办理赈捐,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赈捐的钱救不了燃眉之急,这时朝廷下了一道谕旨:


“着盛宣怀、李征庸各筹垫50万两,解交考察河工大臣李鸿章备用。”


圣旨下了,十万火急。李征庸要李准到广东一带去筹集。李准很快拿到50万两白银,电汇到天津交给李鸿章。李鸿章立即奏报朝廷,随后就接到上谕:


“李征庸、李准先行传旨嘉奖。”


这件事,让盛宣怀感到大为惊奇。大家知道,盛宣怀是晚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既是政治家又是实业家。他的能量非一般人可比,但是他也没有这么快筹到50万两白银,于是写信询问李准,你是怎么弄到的?李准回复了一句话:


“历年信用昭著,各票号分任其事。”


意思是说,因为他和他父亲的信用好,这笔垫付款(实际是借贷,将来会陆续以赈捐款偿还)各个银行一分就完成了。


李准在赈捐方面,名声在外,渐渐广为人知。当年,因为这项成绩,朝廷为他保加三品卿衔。后来张之洞又保奏他作为后补道员(比知府高一级的行政官员),得到朝廷批准。


当然,在清代,品衔和职务不一定是对应的。论实职,这时李准的官阶不高,只是广东钱局的提调(兼海防善后局提调),大抵相当于今天我们广东省财政厅的一个处长。不过他很快就有了升迁的机会。


1899年,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他到任以后,为了充实财政,改革了厘金制度。所谓厘金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种税收制度,是官府对于商业征收的一种交易税。当时广东省按理应该有每年400万两白银左右的厘金可收,但是因为厘金局官办不利,每年只能收到200多万两,所以改而实行了商业承包制度,就是在民间找人承包,要求每年收税400万两,但是这样做效果更不好,承包人完不成任务,反而只能收到100多万两。于是李鸿章主张,还是收回官办,仍然以400万两一年定承包额,让厘金局官员承包。这件事没有人敢出来接受,连藩台(省级财政、民政的最高长官,也叫布政司)都不敢认领。


         

李鸿章像


李鸿章问李准,你有办法吗?李准帮他分析了广东厘金征收上的很多弊病。主要是责权不统一,上级干涉带来的掣肘因素太多,造成征收不利。他说如果让他来做,让他全权处理,北京方面和广东的上级不对他横加干涉,他保证完成每年400万两的任务,如果完成数字不足,他自己赔偿,缺多少补多少。


李鸿章大喜,立刻向朝廷保奏李准担任广东省厘金局总办(大抵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税务局局长)。


这件事,李准显示出了气魄和担当,但他父亲李征庸却很为他担心,致电李鸿章,说李准“资浅望轻,力小任重”,怕是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不过李鸿章对李准很有信心,回电告诉李征庸,说你的儿子聪敏诚信,敢作敢当,必有成效,不用担心。


果然,李准到了厘金局以后,厉行改革,修改税收章程,任用廉洁奉公的官员,雷厉风行开展工作,一年以后,收到430多万两。


收取厘金,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行厘”,就是对商船转运中的货物征税。广东珠江有三条干流,分别是东江、西江、北江,这三条内河上的商船,是税收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因为江边盗匪甚多,商船经常被抢劫,以至于影响到官府厘金的收入。李准主事以后,能够迅速增加税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利用一些小兵舰对商船做了护航。厘金局原来就有两艘小兵舰,李准上任后又加造了几艘。1900年,他发现这三江有些地方水域狭窄或者水浅,小兵舰开不进去,就又造了300条舢板。招募了许多新兵,建立“惠安水军”三营,专门巡防东江;建立“肇安水军”两营,专门巡防西江;建立“韶安水军”三营,专门巡防北江。然后还建立了“广安水军”两营,专门巡防几条江分叉的地方。


这种办法,相当于对一些商船武装押运,有效地保证了广东地方的商业税收。其实他并没有借助武力去狂征暴敛,而是通过保护商人利益,建立官府的信用,使商民知道,官不扰民,反而能为民做主。这样商人就能自愿据实报税。几年来他的厘金征收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总共上缴了1000多万两白银。


同时,他也把护商的船队整顿和改造成了一支内河的水军。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相当于一支水警部队。拥有大大小小几十艘兵舰,还有几百条舢板。部队中也要有各级军官,为此需要广为招募人才。李准觉得,内河的小兵舰虽小,但官兵也要懂军事,所以他对兵士加以严格训练,招聘时,非水师出身的人,一律不用。所以这只训练有素的内河水军,对于沿岸的盗匪有很强的威慑力和打击能力。几年之中,李准率军平定了多起匪患。有的盗匪,如林瓜四、林瓜五、区新等,属于江洋大盗,拉起几百人的队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种全副武装的匪帮,也都被李准打得惨败,击毙的击毙,俘获的俘获,无一漏网。


当然,李准自己从这时起就成了内河水师的统领。这可以算是他由文入伍的开始。大家知道,李准最后是个海军将领,但是他的出身只是个文人,他到目前为止,担任的都是文职。但是他后来能够成为广东水师提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并不是朝廷随意安排的的,而是因为他原本已有统领内河水师的经验。

 

二,李准一生经历中的两个焦点


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不可能都在历史聚光灯下,能在一点上被中国历史聚焦,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是李准很幸运,他身上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为中国在南海宣示主权的一系列行为,显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个是他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行将灭亡之时,审时度势,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民国建立做出贡献。


焦点一:李准作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


李准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立志报国,他担任官吏恰好是在中国的南部边境,又处在晚期那个外国列强欺压中国的时代,他很自然地形成一种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守土有责”的观念很强。当他1905年署理(代理)广东水师提督职务以后,他的职责进一步明确,就是要保卫海疆,他在这期间显示出了一种敢于亮剑的性格,是为大家所称道的。


其实,早在1905年之前,他还只是一个税务官的时候,面对民族大义问题,他也是毫不妥协的。


1904年夏天,林瓜四匪帮在澳门一代十分活跃。李准每天早晚,都率领他的水警部队在澳门一代海面巡逻,希望找到机会和林瓜四决战。


农历六月十九日晚上,两军遭遇,激战整整一夜,林瓜四的旗舰被李准的兵舰炮火击沉,林瓜四身负重伤,乘小艇从海上逃到横琴岛。横琴岛在澳门对面,属于香山县,在今天的珠海境内,是中国领土。但是李准追到岛上,却碰到葡萄牙士兵阻拦,说这是葡萄牙属地,中国人不能过界。李准据理力争,说你们只是租占了澳门一隅,你们到这里,是入侵中国。葡萄牙士兵说,我们在这里几十年了,中国警察从来不管。李准说,我今天就是来管的,当即要求葡萄牙人退出横琴。双方僵持了半天的时间,不能解决,但匪首林瓜四就利用这个机会,逃跑到澳门的路环岛上去了。

 

横琴岛位置图


回到广州,李准立刻向总督上书,要求从横琴岛上驱赶葡萄牙人。但是这事情毕竟涉及中外关系,要由朝廷出面交涉解决,李准不能直接处理。可是林瓜四他一定要抓。他派人到澳门去暗查林瓜四的踪迹,发现他住在路环岛一间杂货铺楼上养伤。一天夜里,他派兵穿上葡萄牙士兵的军装,在林瓜四熟睡之时把他抓获。正要把他押上兵舰带回大陆的时候,忽然葡萄牙兵赶到,指责李准越境抓人,侵犯葡萄牙主权。李准就反唇相讥,说你们还派兵侵犯我们的横琴岛呢。最后葡萄牙方面同意,先将林瓜四在澳门关押起来。由中葡双方协商引渡。


后来,经过双方律师在法庭上辩论,最终我方获胜,林瓜四被成功引渡回广东,就地正法。


这个故事,我认为可以看成是李准维护中国主权的一个案例。


此外还有两个案例。


1907年,李准作为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得知广东西江一代匪患不绝,因为常有外国人在此遭受抢劫,所以英国人大模大样地将自己的军舰开进中国的内河西江,他们在西江沿岸开炮伤人,弄得人心惶惶。李准于是决定亲自巡视西江。在西江上约会英国水师提督马镇迪,但马镇迪不理睬他,李准下令断了英国水师的淡水和蔬菜供应,马镇迪只能出来交涉。他声称中国人不能保证英国人在西江的安全,所以英国水师要留在这里尽责任。但李准说,这是中国警察的职责,这个责任由他来负,他会派兵舰来巡逻,如果军舰不够,他会造新船,新船没有造成之前,他可以租用商船来承担巡逻的责任。这样马镇迪无话可说,带着自己的舰队撤出了西江。


其实,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英国军队进入中国内河一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次遇到李准,他针锋相对,坚持原则,令英国人感到理亏而慌忙撤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维权行动。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1908年。李准在澳门路环岛附近的九洲洋海面上,发现日本邮船“二辰丸”号抛锚,有一艘葡萄牙小火轮带着多艘小船停泊在旁边,正要从“二辰丸”上卸货。关于这条日本船,李准早就得到情报,知道它是从香港上货,走私军火到澳门,而购买军火的澳门商人试图将这批军火偷运内地。这显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今天在海面上遭遇,李准立即派手下的管带吴敬荣登船检查,发现货物都是武器装备,属于违禁品。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对方说,这是葡萄牙属地,中国人管不着。吴敬荣回答说,澳门被葡萄牙租占,只是一块土地,没有领海权。海还是中国的海。在海上交易,归中国管。后来葡方企图强行卸货,中方欲以武力阻止,因为考虑到这是和葡萄牙人的纠纷,不便在挂着日本国旗的船边发生,所以吴敬荣把日本船上的国旗扯下来,准备向葡萄牙小火轮开炮。葡萄牙人见势不妙,连忙撤退。李准他们把“二辰丸”引进中国虎门附近的内河里面,进行搜查,搜出毛瑟步枪6000枝,子弹600万发,小炮6门,全部予以没收。


后来这件事引起了中日的纠纷。日本公使抗议中方扣留日本商船,并且扯下日本国旗,要求中国惩办水师提督李准和管带吴敬荣,退还被没收的军火,而且还要向中国索赔,处以巨额罚款。此事中方先派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日本公使展开谈判,几个回合之后,又由袁世凯出面商谈。日方态度强硬蛮横,逼迫清廷妥协。事情传开,广东一带,群情激奋,民众纷纷表示要抵制日货。日方感到压力,稍稍让步,同意没收的军火不再退还给日本人,而由中国政府收购(作价2.24万日元),但仍然要求“二辰丸”在中国被羁押期间的经济损失由中方承担,无罪释放“二辰丸”,处罚李准和吴敬荣,并向日方赔礼道歉。


中方最终软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虽然走私军火是被禁止了,李准等人也未受到处罚,但日方要求“二辰丸”升日本国旗的同时,中国军舰鸣炮21响作为致歉,这令中国人十分屈辱。李准和自己的兵士眼看着日本人在“二辰丸”升旗后扬长而去,心情非常悲痛。


当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就是从这个“二辰丸”事件开始的。这个运动由粤商自治会发起,香港、上海和内地的多个城市响应,声势浩大,持续时间一年之久,导致当年日本商品对华贸易额下降6%。

 

东沙岛


接着是东沙岛事件。1907年7月,日本人开始占据东沙岛,在岛上开采磷质石沙和海产品。不久后清廷外交部便得知消息,海军统领萨镇冰曾派黄钟英率鱼雷炮舰飞鹰号到该岛寻查,证实了此事,回京报告,但所报情形不详。于是清廷责成两广总督张人骏进一步调查。1909年初,张人骏派李准率领伏波舰到达东沙,见岛上飘扬着日本国旗,还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西泽岛”。他登上岛,命令手下把名叫西泽的日本人捉住审问,西泽说,他认为这个岛离台湾的澎湖列岛不远,应该是台湾的属地(台湾当时被割让给日本),故以为这是日本领土。他来这里经营已经两三年了。现在岛上有约400个工人,其中约120人是日本人,其余人来自台湾。他们所经营的是一些磷质矿沙和海产品,运回日本做生意。李准在岛上巡阅一周,发现这个岛,长约十余里,宽约三四里,有工厂三座,办公室一座,并有制淡水机器,甚至造有轻便铁道十余里,海面上还有小汽船一艘。据西泽说,共已投资二十余万元。李准告诉他,这个岛属于中国领土,要归还中国,西泽在岛上存储的海产品,不准再运往日本。


回广州后,他就请两广总督张人骏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交涉。日本公使说,中国称此岛为中国领土,要有证据。张人骏拿出近年的海图,日本人说不能算数,一定要拿出200年前的海图,他们才认账。正好李准属下有一位名叫王雪岑的道员(他是藏书家也是书法家),读古书甚多,他找出康熙年间高凉镇总兵陈伦炯写的《海国闻见录》和他绘制的《七省沿海全图》,在其中找到东沙岛。清朝外交部将地图出示给日本公使,日本公使无话可说,同意把岛屿交还中国,仍然名为东沙岛。但是他说日本人在东沙岛盖房投资,要求中国补偿25万元。李准这时表示,日本人从岛上盗取中国海产品,应该不止25万元。所以,补偿款也不能给,只把没收的海产品归还日本人了事。最后,东沙岛没有费一金一银,被我国收回(另一说法是中方扣除了日本在东沙岛经营需要支付的税款后,给了日本人14万元的投资补偿)。此后,李准曾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厂房和设备,派人在岛上继续开采矿沙和海产品,运回广州。


总之,在我看来,收回东沙,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漂亮的胜仗。


东沙岛曾被日本人占据,这对李准是一个警醒。他由此担心,南中国海中还有类似的岛屿存在类似的情况。他询问手下的将领林国祥,林告诉他,距琼州榆林港大约二百海里,距香港约四百海里有群岛,西人名之ParacelIslands.(帕拉塞尔群岛,今译西沙群岛),凡从新加坡东行来香港者,这个群岛是必经之地。但因为群岛暗礁极多,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李准听了,极想探个究竟,目的是把它“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为此他请示两广总督张人骏,获得支持。

 

张人骏像


其实林国祥所说的“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是自有道理的。这一路非常危险,特别是广东水师的军舰破旧,准备出海的“伏波”和“琛航”两艘军舰,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远航,还是未知数。以经验丰富的林国祥的看法,如果天气好没有问题,如果遇上大风大浪,就难说了。可是李准坚持一定要出海,而且越快越好。林国祥只好仔细检查军舰,该修的修,该补的补,把甲板下的铁锚也全部拉上来,用锤子一节节敲打,检查存在的隐患,尽可能地保证安全。


然后,李准命令准备粮食数百担和各种罐头食品。他想得非常周到,还带了许多牛、羊、猪、鸡等牲畜,各色稻、麦、豆种子(为了到岛上去放养和种植)。把淡水舱储满淡水,炭舱储满煤。除船员以外,还另雇小工上百名,木匠、石匠、油漆匠若干人,又准备木材、旗杆、国旗之类若干(为了到海岛上去升国旗)。然后请林国荣作为航海总指挥,吴敬荣为伏波舰管带,刘君义宽为琛航舰管带。他自己乘伏波舰,随行人员除了有几位官员以外,还有两位外国无线工程师,一位是德国人布朗士,另一位是丹麦人那森。


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巡海航行启程,四月初五到达琼州榆林港(今海南三亚附近)。为了等候西南风到来,花了五六天时间。四月十一日,正式出发去西沙探岛。


据回忆,他们到达的第一个西沙海岛是今天的晋卿岛。李准记录说,这个岛不大,他们先开船绕行一周,然后登岛。岛上没有大树,有一种低矮的似草似木的植物,一人多高,很粗壮,枝叶横向生长。地上泥土是深褐色的,由千年的鸟粪堆积而成。岛上的鸟很多,大鸟有一人高,长嘴,不怕人。有时几千只大鸟聚集在一起,一排枪打过去,动也不动,以为没有击中,但走过去一看,已经击倒30多只,这是因为鸟群不知道枪的厉害,甚至不知人的威胁。


西沙群岛图


在这个岛上,他们发现1850年前后德国人在椰树上和珊瑚石上刻画的文字。他们船上的德国人能够辨识这些文字。由此可以知道,早有西方人在打这些小岛的主意。又在岛上发现一座石屋,长宽各八九尺,四围以珊瑚石砌成,屋顶用极大的贝壳覆盖。估计这是当年德国人留下的。李准于是让他带去的石匠在珊瑚石上刻字:“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此处李准回忆有笔误,应为宣统元年),并且立了一块石碑,将这个岛命名为“伏波岛”(因为他乘坐的是“伏波”舰,所以如此命名,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海岛名录,将岛名改为晋卿岛)。又让木匠制成木架,搭建一座木屋,在屋子旁竖起五丈多高的白色桅杆,挂黄龙国旗在桅杆上,表示此地是中国之领土。


在伏波岛上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继续寻找新的岛屿。临行前,他们把带去的牛羊雄雌各选几对留在岛上,为了使它们可以在岛上繁殖。但他们没有在岛上发现淡水,事后很担心这些牛羊将来会渴死。

 

甘泉岛遗址保护碑,岛名是李准命名的


离开伏波岛,船行30海里,他们来到另一海岛。岸边有沙滩,舢板可以登岸,于是他们登岛巡视。发现岛上林木雀鸟,和伏波岛大同小异,但是这个岛上有淡水。李准让工人尝试挖井,不过挖了三四米,就发现有地下泉水,味道甘甜。所以李准当即给这个岛命名为“甘泉岛”,也竖旗立碑,举行命名仪式,并且放了一些牲畜在岛上。然后到不远处另一小岛,发现这个岛上珊瑚比其他岛更多,于是命名为“珊瑚岛”,同样在珊瑚石上刻下岛名,并且升起黄龙旗。


当天下午,又到一个海岛,在水边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甚至搞不清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于是采集了一些样本。在岛上巡视一周,最后给这个岛命名为“琛航岛”,因为他率领赴西沙的两艘兵舰中,另一艘名为“琛航”舰。


永兴岛俯视图


在琛航岛上住了一夜以后,第三天他们继续在西沙巡海。来到一个岛,他们甚至在岛上遇到渔船和渔民。他问渔民自何处来?渔民告诉他,是琼州文昌陵水人,每年都会趁好天气,到这里捕捉玳瑁海龟、海参以及海带等等。他们每次都是备足淡水而来。李准告诉他们,以后不必如此,附近的甘泉岛上就有淡水。李准在岛上四处游览,发现这是西沙的一个主要岛屿,最后他该岛命名为“邻水岛”,因为他自己的家乡是四川邻水。当然,也要立石碑,升黄龙旗,鸣炮,举行一个命名仪式。(不过,邻水岛在1946年被改名为“永兴岛”,是因为“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行占领了西沙群岛多个岛屿,“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永兴号”军舰接收西沙,所以重新命名这个岛为“永兴岛”。)


此后,李准陆续勘察了西沙其他岛屿,一共15个岛他都一一命名,勒石升旗。命名的有霍丘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者、新会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丰润岛,除了丰润岛是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家乡命名以外,其他各岛的岛名,都是依据他随行部下的家乡名称命名。


这次巡海,自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起航,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广州。历时24天。回来以后,向总督张人骏报告,张非常高兴。后来,李准在1910年写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列入了西沙诸岛,使之成为我国南海疆域的证明。


李准从西沙带回很多珍稀的植物、矿石、海产品和鸟蛋等等,他后来还专门搞了一个展览,供人参观。展览会开过后,他将一部分展品拿回家里,长期保存作为自己珍贵的纪念。大约100年后,也就是距今十年前,我到李准的女婿段平泰先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家里,还亲眼看到过李准从西沙带回的一些花花绿绿的海滩石子、贝壳等。

 

李准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焦点二:李准审时度势、光复广东的义举


对这个问题,要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的广东“三二九”起义谈起。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满清统治曾经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以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规模和影响最大。这次起义失败,革命党人牺牲了100多人,其中有72人被安葬在广东的黄花岗,所以后人也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


“三二九”起义失败,主要是因为李准动用水师的兵力,协助两广总督进行镇压。


李准作为前清官员,他是忠君的。虽然他也曾接触过一些维新派人物,但是结束翻满清统治这个问题上,和革命党人相比,他是后知后觉的。1905年因为剿匪有功,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他,并且任用他担任广东水师提督,他曾经感激涕零。在他的心目中,拿谁的俸禄,就要为谁效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从不怀疑。在他看来,革命党、会党和林瓜四、区新那些盗匪一样,都是乱党(当时革命党起义依靠的“会党”和民军,的确也和黑社会的盗匪很多相似)。他有责任剿匪,当然也有义务打击乱党。


1910年,两广总督换成了张鸣岐。张是岑春煊的亲信,效忠清廷,仇视革命。广州“三二九”起义,首先是针对他的,黄兴指挥革命党队伍进猛攻总督府。总督府兵力不足,不久被攻陷,革命党人进入内室,逐个房间搜查张鸣岐踪迹。正在危急之时,李准派出的水师赶到,经过激烈交战,打退了革命党人。交战中,李准派人到总督府救张鸣岐,见张正从楼上开窗,抛出一条绳索,然后抓住绳索沿墙滑下。在兵士保护下,张被送到提督府,见到李准时,他已被吓得魂不附体。当场跪下,求李准去救他的一家老小。于是李准再次派人把张的家人都接到提督府来。这一天,张鸣岐对李准出手相救是感恩戴德的。朝廷后来也因此而表彰李准,传旨“赏穿黄马褂”。这在清代,是朝廷对于有大功官员的一种特殊奖励。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三二九"起义失败,让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总结失败教训,其中一条,就是打总督府时,没有连同水师提督府一起攻击。因而从这以后,李准被革命党盯牢了,他被认为是广东最凶险、恶毒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成为革命党人暗杀的主要目标。第一次暗杀未遂,又来第二次。农历闰六月十九日,他坐轿外出公干,路上被革命党人投来的炸弹击中。他从车上飞出去两三米远,手腕和腰部被炸成重伤,腰部的弹片大约长宽各三四公分,厚两公分,创口很大。


这件事使他非常惊恐,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从此他深居简出,以受伤为理由向朝廷请求开缺(辞职养伤)。朝廷不准开缺,只以准假安抚。但每次准假只给一个月或20天甚至10天,为此他曾经4曾提请开缺,4次被朝廷准假,一直到3个月后广州光复时,他的假期还未满。所以说,自从受伤以后,直到革命爆发,李准一直在离职休养中。


其实就在李准被炸伤前后,他和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关系也变得异常紧张。尽管李准在“三二九”起义当天是救了张鸣岐的命,但是张仍然对李准疑神疑鬼,担心李准投靠革命党,出卖自己。所以他不仅从广西调自己的旧部亲信、提督龙济光率2000人来做自己的卫队,而且调海军部司长刘冠雄来统领广东水师。要求今后水师调兵,李准须与刘冠雄以及张鸣岐本人三人同时发令,这明摆着是在夺李准的兵权。


不久,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多个省份相继独立。广东何去何从,是张鸣岐和李准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革命党那边,当然是希望广东也能响应革命,像各省一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的统治,以便促成清廷的解体,至于是依靠谁的力量,他们并不介意。谁带头脱离清廷独立,他们就支持谁。因而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方面仍然在准备举行起义,另一方面则分别动员张鸣岐和李准,希望他们早早醒悟,反戈一击。革命党人同时和这两人秘密联系,并且采用离间的办法,要求张鸣岐起义,以杀李准为条件,同时要求李准起义,以杀张鸣岐为前提。

 

张鸣岐像

相比起李准,张鸣岐对于清廷忠诚度更高,是个铁杆的保皇派。当然,作为权益之计,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他也曾表示可以接受革命党的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但其实是下不了决心(事实上,他也真在九月初八挂白旗宣布独立,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宣布收回成命,令人撤去白旗,被人讥之为“假独立”)。他的患得患失,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终错失历史留给他的良机。


李准则看清了历史大趋势。他知道清廷寿终正寝的日子来了,谁也无力回天,所以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于是当革命党人给了他一个暗示以后,他主动联系香港的同盟会领袖胡汉民,自农历九月初四日开始,在半个月里先后三次派自己的亲弟弟李涛(又名李洪,字次武,就是我的祖父,当时年仅17岁)和幕僚黎凤祥代表他去香港和胡汉民等人谈判。我猜想,他让李涛前往,有愿以亲属作为人质之意,从而表达自己的诚意。


革命党人对李准晓以利害。他们以武昌起义为例,说黎元洪响应了革命,所以革命党对他以礼相待,如果李准也效法黎元洪,他对革命的贡献当不在黎元洪之下,过去他与革命党的恩怨将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李准反对革命,一旦革命成功,那就连身家性命都会有麻烦。胡汉民强调,只要李准弃暗投明,"革命党人不报私仇"。他知道李准熟识汪精卫(前面说过,汪曾在李准家担任家庭教师),便带话说,"汪精卫就是革命党人,你李准相信他,还不相信我们吗?"


在研判了政治形势并权衡了个人利害关系以后,李准决定向革命党投诚。革命党建议李准,一是率军直接攻城拿下总督府,二是据守要塞,升国民军旗,同时声讨总督罪状,号令水陆两军讨伐之。两个办法由李准选择其一。但李准希望起义之前,先要拿到一个对方开具的凭证,或者说是一个承诺。最初革命党人谢质我坚持要在这个凭证中写入的投诚交换条件,其中有一项是李准必须杀掉张鸣岐、龙济光、孔殷、李世桂等清朝要员,但李准执意不肯,他不希望再弄得血雨腥风,于是再次派弟弟李涛与革命党人胡汉民协商,最后由胡汉民拍板,在农历九月十七日开出一份《正式凭证》:


正式凭证

今由李准君约协助国民军,将虎门所有要塞地带内军队和武器悉数缴纳。既实行此约,即为国民军之友。所有李准君及其所部军人军属名誉财产,概由国民军保护。

交此为证。

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长      

胡汉民

天运辛亥九月十七日


根据这个《正式凭证》商定的条件,两天以后的九月十九日(公历11月9日),李准宣布反正,命令部下停止和国民军交战,在所有的炮台、军舰上升起国民军军旗。


起义的前一天,广东各界显得六神无主。那时省城有各界人士组成的咨议局,这是1905年以后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形式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省级议会。此时咨议局要代表民众决策,他们听说张鸣岐要再次择期宣布独立,便推举他作为大都督,而龙济光为副都督。谘议局连夜为张、龙二人刻好了新任都督的关防大印。但张鸣岐犹豫,不敢轻易接受此职,而李准当即电话告张,自己已准备向革命党人投诚。同时,李准威胁张鸣岐说水师的军舰已调集到广州附近,我拥有的大炮比你在城内拥有的更多,炮口皆已指向广州,请你好自为之。张慌忙问龙济光,你能否扑灭李准的水师?。龙回答,不能。其实此时,龙济光已被李准说服,与之共同迎接革命党人。张鸣岐无奈,连夜仓皇逃走。第二天一早,谘议局派人送官印给张鸣岐,发现人去楼空。


于是谘议局又要开会重选都督。有人推荐李准,但李准说自己伤病未愈,力不从心。建议另选,候选人限为革命党人。于是胡汉民被选为广东都督。接着李准发明码电报邀请胡汉民率革命党人到广州接收他所统领的清军起义。其实那时,革命党和民军队伍尚未进入广州,胡汉民身边只有少数几位随员。自谓"手无一兵"。当时有人提醒胡,且慢,小心有诈。说即使李准诚意反正,龙济光也不可不防。但胡坚信清廷大势已去,认为李准能稳定大局,毅然前往。


如此,广东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即告成功。很显然,李准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革命党领袖黄兴致信李准,说:“粤省光复,公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逝。”


李准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水师公所腾出来给胡汉民作为住所,自己仍然统领水路各军,负责维护广东的社会秩序。此时胡汉民提出要对外宣布李准在广东革命中的功绩,但被李准一力推辞。李准说,他过去尽职于清廷,现在效忠于革命,都是应尽职责,不敢言功。并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若让自己“专其名”,则会于心不安。


胡汉民像

然而时间不过半个月,李准辞职而去。尽管胡汉民再三挽留,甚至到李准的船上与他彻夜长谈,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但是李准去意已决,在表示“水路各军均交汉民”(胡汉民)之后,于农历十月初三乘“大江”号军舰到澳门,十月初五回到香港的住所,做起了寓公。后来他虽然在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曾到北京担任过高等军事顾问之类的职务,但所任多是闲职,而且为期不长。1916年以后,直到1936年去世,他基本上是在天津做寓公,终日演练书法,写京剧剧本,又由军人转变为文人。

 

三, 如何认识和评价李准


在评价李准之前,首先需要弄清一些基本史实,因为以往的介绍和研究对一些史实说法不一,出入较大,虽然有些史料来源于李准的个人回忆,但是他本人的记述也有不准确之处,需要做一些辨析和考证。


1,是萨镇冰派飞鹰舰前往,还是李准亲自勘查东沙岛?

我前面讲了李准巡视东沙岛的经历,但史学界有另一说法,认为去东沙的是飞鹰舰管带黄钟英。而李准本人对此的记述,引起史学界质疑,尤其是此事发生的时间,李准在《巡海记》中说发生在1907车,在《任庵自编年谱》中说发生在1908车,在《广东水师要塞图说》中又说发生在1909年。如此混乱,无法不令人生疑。但要知道,前两著作,系分别写于1933年和1926年,均是他多年后回忆之作,记忆不精准情有可原。但《广东水师要塞图说》著作于1910年,所述为一年前发生之事,理应更为可信。如以1909年为准,李准回忆中谈到他登东沙岛时,日人已在此经营两三年之久,时间与历史记载1907年西泽带人上岛经营大体吻合。而史料证实,中日两国关于归还东沙岛的协议签订于1909年10月,双方曾为此事谈判交涉了多半年时间,这也说明巡海时间(无论是谁),应在1909年初。


有学者根据1909年清朝海军统领萨镇冰与张人骏等人有关飞鹰舰赴广东沿海勘查巡视的几封电报,证明飞鹰舰管带黄钟英是首先登上东沙岛的清朝海军将领,又因为《李准巡海记》误记巡视东沙发生于1907年,与众多历史记载不合,就忽视了李准曾登岛巡视的事实。的确,李准回忆他本人首先发现东沙被日人占据,这缺少旁证,可能是误记,其他史料表明清廷外交部是早闻此事的。萨镇冰派舰巡查,是在外交部要求下清廷的决定,时间确在李准巡视东沙之前。但黄钟英搜集的资料不足以同日本人交涉,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李准再赴东沙也确有其事。本来,东沙处于广东海防线内,作为广东水师提督,知此事之后还不闻不问,也于情理不通。李准登东沙岛,把西泽捉来审问,他本人的记述详细生动,非亲历者难以为之。李准带回的证据充足,包括拍了照片。近年有学者辗转从台湾获得几张清朝水师收复东沙的历史照片,其中发现李准部将林国祥、吴敬荣和王仁堂的合影,表明李准的军舰确曾到过东沙。仅从逻辑上推论,假如李准没有巡视过东沙,他便不会想到要去西沙巡海。

 

2,1909年随李准去西沙巡海,一共几艘军舰?是两艘还是三艘?

有些文章认为是三艘,包括“伏波”“琛航”和“广金”三舰。我认为,据李准在《任厂六十自述》和《任庵自编年谱》以及《李准巡海记》中的多处记载,巡海的军舰应当是“伏波”和“琛航”二舰,因为李准写得很确切,两舰都有指挥官姓名,(他自己乘坐的是"伏波"舰),而并未提及“广金”舰。何况,“广金”舰是广东黄埔船局1890年造成的比较新的军舰,属钢壳炮舰,当时应该不在广东水师的编制之中,因为李准反复说他西沙巡海的两艘军舰都非常老旧,分别是福建船政局建造于1871年和1874年的“伏波”和“琛航”两艘木壳炮舰。如果水师舰队中有“广金”舰,我想李准大概不会舍新而取旧。有的学者可能是看到今日西沙有一个“广金岛”,知道这是以“广金”舰命名,顾名思义便认为李准巡海一定带去了广金舰。其实,李准命名的西沙岛屿中,并没有“广金岛”其名。这个岛名是1947年国民政府命名的,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李准巡海,但是他们可能弄错了,误把李准的"伏波舰"当成了"广金舰"。

 

伏波号战舰

                  

3,李准巡查西沙多少个岛屿,他去过南沙吗?李准滩是谁命名?

有文章介绍李准巡视西沙14岛或16岛,皆不确。根据李准本人记述,应为15岛,因为每个岛李准都做了命名(15个岛名俱在李准本人自编年谱的记录中,他撰写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也明确标示西沙为"西七岛东八岛"。这本"图说"著作于1910年,即李准巡视西沙的第二年,其表述应确切无疑。只可惜当年命名的岛名,现在保留的只有甘泉岛、珊瑚岛和琛航岛三个,这大概是因为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西沙群岛岛名时,李准当年刻在珊瑚石上旧的岛名早已因风化而不存,故而重新命名)。


南沙群岛李准滩地图

至于有人说李准巡海同时去了西沙和南沙,也不确。


李准回忆,在巡视西沙结束前,他曾有心继续向南沙勘察,但是因为“天色骤变,不敢再为流连,恐煤完水尽,风起不得归也。”至于有人说,南沙有个“李准滩”是因为李准到过南沙,还有人说李准滩在西沙,都不对。“李准滩”不是李准自己命名的,他给西沙诸岛命名,从来没有用过人名而只用地名。“李准滩”是1947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张人骏和李准在1909年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而在南沙群岛一个岛屿命名的,除“李准滩”之外还有“人骏滩”。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的海图中,继续使用这两个地名。 

             

4,李准受刘永福影响,被岑春煊提拔?

刘永福是清末黑旗军的将领,曾经在中法战争中英勇抵抗法军,又在甲午战争中赴台湾抵抗日军,被认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有的文章根据刘永福和李准都曾经担任过广东南澳总兵,刘永福到台湾抗日也是从南澳出发,就牵强附会地认为李准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受了刘永福的影响。其实如果读到李准《清末遗闻》中的《刘永福事略》一文,就可以知道,李准对刘永福领兵练兵、带兵打仗是颇多微辞的。他认为黑旗军是乌合之众,不堪大用。事实上,黑旗军原本是被收编的土匪武装,治军严格的李准看不起他们,也是正常的。


                        

岑春煊像


很多文章,说李准是被岑春煊赏识,才获得提拔,因为岑春煊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但根据李准本人的记述,岑春煊恰恰是一贯刁难他的上司。提拔李准的最先是张之洞(以劝捐的劳绩保举他为道员),然后是李鸿章(1899年保举他担任了广东厘金局总办),最后是周馥和袁世凯(1905年保举他任江北提督,后被任命署理广东水师提督)。袁世凯他并不认识,只是应周馥要求向慈禧太后推荐他。周馥曾任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与李征庸和李准父子两代人感情甚好。后来周馥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周沅君嫁给李准的弟弟李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


至于说岑春煊,他在1903年由四川总督改任两广总督。赴任的路上,就听到一些陷害李准的谗言,一上任就想将李准撤职查办。只是因为李准办理厘金政绩显著才没有下手。以后岑多次想把李准置于死地。李准担任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以后,唯一一次被贬职(1906-1907年),从提督降为北海总兵,就是慈禧太后听了岑春煊参奏的结果。李准对岑嫉恨自己早就心中有数,所以1905年他才会去找周馥,以自己身体不好不能适应广东潮湿气候为理由,希望被推荐到内地任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想逃离岑春煊的魔爪。确实,岑春煊一直有杀李准之心。直到1911年“三二九”起义发生之后两天,也就是农历四月一日,岑春煊(此时已经离开了广东到北京任职),还给两广总督张鸣岐发电,要张寻找时机“除掉李准”以“斩草除根”。但张鸣岐当时正在李准的提督府避难,他对送电报给他的幕僚田文甫和刘樵山感叹说,我现时寄人篱下,命在人家手上,人不杀我,已是万幸,我岂有心力去杀人?


所有这些,才是李准和岑春煊关系的真相。


5,广东革命成功以后,李准为何挂冠而去?

 

辛亥革命后的李准


一般的说法,是李准因与革命党人结怨太深,担心革命党人对他进行报复,所以隐身江湖。

这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的确,因为李准本性谦恭,广东光复后,他不让胡汉民公布他的在广东革命中的功绩,所以一些革命党人对他的仇恨并没有消退,仍然在伺机报黄花岗之仇,他躲到军舰上,竟有人开着小艇在海上搜寻他,企图用水雷炸他的船,并在四川邻水放火烧了他家的老宅。他的离粤赴港,不能说没有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


但是,他退隐香港的决定,并非是在遇到这种危险时才做出的。广东宣布光复之时,黄兴和胡汉民都已明确表示革命党与李准尽释前嫌,他给弟弟李涛写信,仍谈到自己即将离开广州:


“当此新政府成立需人之时······为大局计,为个人计,仍以辞职赴港调理为宜。若不维持粤省独立而去,是负个人责任,即使人不责我,我亦无以自安。今即将部下水陆各军一齐反正,初志已遂。即令去粤,自谓无负国民矣。”


这里的“为大局计”,是考虑自己的身份不适合新政府;“为个人计”,是考虑自己的身体需要休养(伤未痊愈)。总之,都不是“为安全计”。他考虑的更多的是能否“自安”的问题,表明他“功成身退”、只求心安的意识很强。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广东光复后最初的半个月,一直在担负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但是革命党所依靠的民军进城以后,打砸抢烧,干了不少坏事。民军不是正规部队,而是会党组织的队伍,过去革命党依靠广东地区多个会党招募兵士举行起义,形成了民军,兵士中不少是地痞流氓出身,本性难改(胡汉民自己也承认,"民军以赤贫农民与其他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而裹挾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是"仓促啸聚")。这些人进城后作乱,弄得怨声载道。更有甚者,他们竟然连过去的水师衙门、今天胡汉民的都督府都抢劫了,可谓无法无天。李准深感自己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对革命竟然得到如此结果深感失望,所以才坚决向胡汉民辞职。他曾对胡汉民愤慨地说,“革命如此,将来必无幸理”。“早知今日如此,悔不当初之不欢迎也”。害得胡汉民以引咎自责,表示自己将来要解散民军,而李准认为这不可能。胡仍然诚意挽留李准,但于事无补,李准终于一去不回了。


李准的举动,其实是激流勇退,对于一位年龄刚满40岁的将军来说,实在不易为之。其原因,我以为在于他骨子里的文人性格。他有一种孤傲和清高,看到革命后广州的乱象,他自感不屑与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这恐怕是他最终归隐的深层心理原因。


关于李准的评价,我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为维护南海主权和结束清朝帝王统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


具体到他的品格,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谈:


1,有勇有谋,能文能武。

李准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有担当,敢负责,这种性格,从他敢于承包广东厘金局的行为就可看出来。完不成任务,不惜自己拿钱赔偿,这种魄力不是常人能有的。后来,面对外国势力的侵略行为,他敢于亮剑,也备受推崇,但他并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而懂得策略,讲求方法。他站在中国立场上,和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在主权问题上做了多次交涉,每一次都有理、有利、有节。大家都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也难有强将。国将不国,个人便难逞报国之志。李准的维权,实际是处在夹缝当中。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国人感到屈辱的事件接二连三,都是因为清政府软弱妥协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李准为中国维权,稍有不慎,随时可能被朝廷作为牺牲品。“二辰丸”号事件中,日方要求撤李准职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李准无所畏惧,不怕撤职甚至杀头,敢于坚持原则,这是可敬的品格。

 

报刊发表的李准的篆书


其实他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喜欢舞文弄墨。晚年在天津赋闲时,他创作了许多京剧剧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三娘教子》、《拾金不昧》、《再生缘》等,内容都是提倡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这说明,他受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很深,那怕是做寓公,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因为他发现世道人心在变,所以希望自己的戏剧创作能够影响和改造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从小在父亲李征庸指导下演练书法,俨然是晚清的书法名家,特别是在大小篆书方面,成就颇高。他当年为天津“大公报”题写的报名,至今香港《大公报》还在使用。


2,心地善良,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侠骨柔肠。

李准虽然是威猛的军人,但他并非冷酷无情。尽管他也能手使双枪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愿见到血雨腥风。他内心很柔软,不喜欢残酷的杀人场面。当年抓住匪首林瓜四,要凌迟处死,岑春煊要他监斩,他觉得惨不忍睹,而岑春煊派人去取林瓜四的心肝回来泡酒喝,更令他感到不寒而栗。对他来说,能不杀的人他绝对不杀。哪怕是对革命党人,他也富有同情心。


广州“三二九”起义,同盟会林觉民被抓获,李准亲自审讯,林觉民大义凛然,写下《与妻书》,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百年情书》,写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是李准在审讯中,被林觉民的一身正气震撼和感动了,他亲自給林觉民松绑、上茶。然后对总督张鸣岐说,林觉民是个人才,为国留人,不要杀。


其实,就连曾经两次参与暗杀李准、最终把他炸成重伤的革命党人陈敬岳,被捕后李准也主张不杀。但做主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最后决定将林觉民和陈敬岳杀害。这两人后来都埋葬在黄花岗。

在李准四川老家邻水,至今流传李准掩护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回乡的故事。起义后被俘的革命党人中有几位是四川人,李准网开一面,不但没有杀害他们,而且还派人送他们回乡,其中最有名的是熊克武和但懋辛,这两人后来都做过民国政府和军队的高官。


李准这些同情革命党人的故事,在《胡汉民自传》中也能得到佐证。

 

林觉民像


还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李准这种性格。广州光复前,革命党曾离间张鸣岐和李准,要求他们互相残杀。张鸣岐在农历九月初二日曾经动过杀李准的念头,说是有要事面商,要李准去总督府。李准已经猜测到张的意图,于是手握双枪,带着卫队前往。进门才知道是总督设宴,并无要事相谈。吃饭时,他的卫士始终追随左右,张鸣岐找不到机会下手,谋杀最终落空。从这个场景来看,完全是一场现代版的鸿门宴。


如此谋杀计划,十年以后,张鸣岐曾亲口对李准承认。


我猜想,就在张鸣岐设"鸿门宴"两天之后的九月初四日,李准便密秘派人与香港的同盟会联系起义之事,这一定和他认清了张对他的恶意有关。


但是李准在十几天后宣布反正前夕,革命党人要求他以杀掉张鸣岐为投诚条件,他仍然拒绝。这表明他的人生原则是,宁肯人负于我,而我不负于人。


3,有现代意识,治军有方,善待部下,善于用人。

作为前清的旧军人,李准的治军观念是现代的。他接手广东水师以后,刻意按照新军的模式改造水师,把水师建设成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式军队。他开设了虎门讲武堂,教习兵法,每期500人,分一年速成班和三年正式班,学生大多是从广东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中挑选。每年从学生中选出30名优秀学员进入保定军校,待毕业后,再回广东分配到部队中。这样的培训班他一共办过3届,培训1500人之多。另外设水师学堂,给士兵讲解舰船知识、水雷鱼雷的用法等等,甚至请来外国教员普及无线电知识,专门招收懂英文的学生听课。同时建造了多艘兵舰,将水师的枪炮武器全部更新。在所有的要塞、炮台以及军舰上都设立无线电通信设备。


为了整军治军,他也需要引进高级人才。他的手下,军舰虽落伍,但人才济济。例如吴敬荣、林国祥这两位水师管带(舰长),一位是留学归来者,一位从福建船政学校毕业,两人都通英文,也都参加过甲午海战,甲午时期就已经是管带级的军官。甲午之后两人都因战败而受到责罚,或被撤职,或坐冷板凳。但李准看中他们的经验、技术和能力,仍然对他们委以重任。巡视西沙,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人。特别是倚重林国祥。李准曾多次说过,西沙暗礁多,海上风浪大,如果不是靠着林国祥多年航海、处理各种险情的丰富经验,他们肯定是有去无回,死无葬身之地。

 

李准墓,在北京八达岭


李准的求才若渴,以他聘用张钊为讲武堂教官一事可以证明。张钊从福建武备堂毕业,在广东新军中做教官。一次偶然到虎门会友,遇到李准。李准发现他谈军事头头是道,就请他给讲武堂学员讲一课。结果反映极佳,大家心悦诚服。于是李准想把他留下做教官。谁知岑春煊来了急电,说张钊是叛逃的军官,现在藏匿在虎门,要李准将他迅速抓捕,押解到广州惩办。李准为张钊辩驳,说张钊是请假,不是叛逃,但岑春煊大怒,硬是要杀张钊,李准和几个官员多次求情力保,先留下张钊的命,再设法减张钊的刑期,最终居然瞒天过海,偷偷地将陈钊调入虎门学堂任教。岑春煊知道后,对李准成见更深,李准只得找机会赔小心,说好话,最后用向岑春煊上交600两白银作经费的方法,勉强换取岑的默许。


李准肯为部下担当,所以他的部下对他也都忠心耿耿。1905年,袁世凯上奏朝廷,保荐李准为江北提督,但是岑春煊一定要他回广东去做水师提督,岑对慈禧太后讲的理由是,“李准带的兵,别人带不了”。他的军队能征惯战,一是因为兵士素质高,二是因为对李准绝对服从。广州“三二九”起义,总督府卫兵不堪一击,要靠李准的水师救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年六月,李准遇刺而能够侥幸脱险,也是因为他的卫队士兵豁出性命全力死战。当时报纸文章《李提遇刺记》说,袭击李准轿子的炸弹炸开,众人倒地一片,有些卫兵被炸断腿,仍然坐地放枪,不顾生死,这“盖皆由李提平时善待士卒,而士卒咸能捐躯以报”,没有一人逃避。这一战,受伤者共22人,其中有两三人不治死亡。事后李准都给予他们赏犒、嘉奖和抚慰。


李准的部下对他感情很深。广东革命后,他将部队都交给胡汉民统领,自己准备去香港。原本他可以早几天动身的。但是部下水陆各营将领听到消息,一起来到他的船上,大家围成一圈跪在他面前,恳请他留下,要求他哪怕再留数日也好。他反复解释,如果你们听胡汉民指挥,胡一定会向我一样善待你们。但是众将不听,仍然长跪不起,有些人甚而流泪。最后他勉强同意再留下数日,各将领方才起身。


由此可知,因为善待部下,李准在军中威望很高。


4,家国情怀,丹心一片,审时度势,大节无亏。

李准一生,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边境地区的朝廷命官和海军将领,守土有责是他深入骨髓的概念,在抵御外侮方面,不必等谁来发布命令,他也有足够的自觉。大家可能注意到,他在主权问题上和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交涉,当仁不让,寸土必争,最后到西沙去巡海、立碑升旗,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把西沙列入中国版图,有时虽是奉命行事,但更多是他个人的主动行为(例如他前往西沙的确经过两广总督张人骏批准,理论上可以说是“奉命”,但实际上,巡视和勘察西沙群岛,把它“纳入中国海图”的想法,是李准的创意)。联系到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我们更加感到李准当时所作所为难能可贵。因为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我国领土一步步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同时,李准以自己的维权斗争成功地保护了中国在南海的部分权益,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绝无仅有的。所以有人称李准为“中国南海维权第一人”,这个说法并不算夸张。


辛亥革命中,李准选择了弃暗投明,不动枪炮,不伤一人,把广东政权直接交给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可以说他这样做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也可以说这是他权衡利害关系的结果,但是客观上,他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他可以支持张鸣岐独立,拥立张为广东都督;也可以在张逃亡之后,谘议局商请他担任都督时揽过大权,这样他便可以像清末诸多旧军阀一样,利用机会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但李准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联合龙济光,驱逐张鸣岐,迎接革命党,而自己退出江湖的方案。对此,李准和胡汉民两人的回忆完全一致,都指出这是李准的主动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富有理智,不为个人恩怨所困。须知,革命党人曾经暗杀他,他被炸的伤口至今未愈。他在如此情况下做出如此决定,表明他是极其通达明理的人。


其实他过去对清廷一直忠诚,而清廷对他也始终信任。直到广东革命发生半个月后的十月初六(11月26日),清廷还传来上谕,任用李准署理(代理)两广总督之职,并责成他查办张鸣岐的离职潛逃,可谓荒唐之极,是为天下笑柄。但对李准来说,顺应潮流是唯一的选择,所以他接到廷寄的上谕秘而不宣。


李准的率军起义,其意义不仅仅是宣告广东独立,脱离清廷,从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更重要的在于它直接承认了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的合法性。和各省独立时的情况有极大不同的是,广东政权和平交接,是李准把成千上万的清朝水陆军队拱手交给了赤手空拳、不带一兵一卒的革命党人胡汉民。当然,此后革命党和民军很快大举进驻广州,他们的势力格外强大,民军多达十几万人,在广东打下雄厚的政权基础。后来,孙中山之所以把广州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基地,与此不无关系。


而李准在此的表现,除了深明大义以外,还表现为居功不傲。胡汉民曾专门著文,称李准“有大功犹且不居”,不让对外宣扬他的功绩,而自己为了避免“自炫”之嫌,也保持沉默,以致造成社会对李准的误解,这是他的过失。他在文中详述了“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绳(李准)君之功为最”。并说此事多位同盟会同志“俱可为证”,“将来民国信史所必采也”。

李准晚年在天津自建的别墅型洋房,称为“泰华里”

辛亥后李准选择功成身退,回家做寓公,但仍关心国家大事。1933年,他在报纸上看到法国占领中国南海的9个小岛,中法之间发生领土纠纷,他义愤填膺,主动挺身而出,赶到天津《国闻周报》社,接受记者采访,讲述自己当年巡视西沙群岛的经过,并写成《李准巡海记》在该报连载,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提供证词。此举正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表明他的家国情怀一生未变。

 

海外归来的李准后人(第三代和第四代)在北京八达岭合影

 

当然,李准也有其局限性,他终究是个旧官员,属于一个旧时代。他的爱国里也包含着忠君思想。他对皇帝还是有感情的。1935年他曾到长春去看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很高兴,又是赏钱,又是多次召见,与他长谈。但溥仪想留他在日伪“满洲国”做官,他头脑清醒,坚辞不受,终能保持大节无亏。 

                         

 

                                      

 

                                                                                                                             2019年11月30日改毕

 

(本文根据我11月26日在西沙群岛永兴岛《三沙大学堂》所做同题讲座进行了少量增订。) 

 

 

注:本文的史料来源主要是:

1,李准自传《任庵自编年谱》;

2,回忆录《李准巡海记》;

3,李准回忆录《任厂六十自述》;

4,李准回忆录《光复广东始末记》及李准与胡汉民、黄兴、谢质我、李涛等人通信一组;

5,李准散文集《清末遗闻》;

6,《胡汉民君在南京宣布反正时情形》;

7,《胡汉民自传》;

8,《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9,《郑孝胥日记》;

10,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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